引言
在社會危機時期，政府推行的某些強制性規定，其核心功能往往已超越實際公共利益或科學效果，更像是一場現代版的「指鹿為馬」。這類政策成為一種強迫表態的機制——體制真正在意的，並非規定本身的實質成效，而是透過它向每個人發問：「你是不是自己人？」
一、趙高「指鹿為馬」的忠誠測試
秦二世時期，趙高牽鹿上朝卻宣稱是馬，以此測試群臣的服從程度。這場鬧劇的核心不在於事實真相，而在於個人是否敢公開挑戰權力者對現實的定義。這正是經典的「忠誠測試」（loyalty test）：當權者透過一個明顯荒謬的要求，強迫他人公開表態，從而篩選忠誠者與潛在異見者。強迫大眾重複一個心知肚明並不完全正確的說法，正是為了鞏固控制權。[1]
二、儀式性順從的現代體現：管弦樂團的口罩案例
管弦樂團在演奏時必須佩戴「剪開的口罩」，是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例子。[2] 這種口罩在科學上幾乎無法有效阻擋飛沫，卻仍被強制要求佩戴，這正是典型的「儀式性順從」（ritual compliance）。規則的實際效用已退居其次，重要的是公開展示「我站在正確的一邊」的態度。類似現象在疫情期間廣泛出現：進入某些場域必須完成特定公共衛生行動。當人們察覺科學被用來包裝權力要求時，長期將嚴重侵蝕公眾對體制的信任。
三、特定公共衛生行動中的社會性表態
當特定的公共衛生行動在特定時期被強力推行時，它很容易超越實務與科學的範疇，轉化為強烈的社會與政治表態工具。此時，行動本身的實際風險效益已不再是焦點，是否配合反而成為檢驗個人立場的關鍵符號。積極配合者被視為負責任、有社會意識的「自己人」；而有所猶豫或拒絕者，則常被貼上自私、反智、不負責任等道德標籤。這種二元區隔將原本的公共衛生議題高度政治化與道德化，成功製造了清晰的「順從者」與「異類」界線，進一步強化社會控制與集體壓力。
四、古羅馬卡利古拉與賽馬 Incitatus 的荒謬劇場
與中國「指鹿為馬」異曲同工的另一著名案例，是古羅馬皇帝卡利古拉（Caligula，37–41 AD）與其愛馬 Incitatus 的故事（比趙高事件晚約250年）。據羅馬史家 Suetonius 與 Cassius Dio 的記載，卡利古拉極度寵愛這匹賽馬，不僅為它興建大理石馬廄、配備象牙馬槽、紫色毯子與珠寶項圈，還安排奴隸侍奉，甚至邀請它出席宴會。最誇張的是，他揚言要任命這匹馬為執政官或元老院議員，並要求元老院與官員認真對待。
元老院議員與朝臣為了自保，必須參與這場明顯荒誕的儀式——表面上尊重這匹馬的「崇高地位」，不敢公開質疑或嘲笑。即使人人心中清楚這極其荒唐，仍被迫表演順從。卡利古拉正是透過這種極端違背常識的命令，羞辱並測試元老院的忠誠度，凸顯了在暴君統治下，人們如何為了生存而進行儀式性的形式順從。[3]
五、納粹德國的希特勒禮：日常化的忠誠表演
另一個極具代表性的現代案例，是1933年後納粹德國強制推行的「希特勒禮」（Hitlergruß，即右手伸直高舉並說「Heil Hitler」）。這個動作原本是納粹黨內的問候方式，後來被法律規定為公務人員、教師、學生乃至一般民眾在公開場合的強制禮儀。
拒絕行禮者會立即遭受懷疑、職場懲罰甚至更嚴重的迫害。許多人心知肚明這是一種政治崇拜的象徵，卻不得不每天重複這個高度儀式化的動作，以證明自己的「忠誠」。這不僅是單純的問候，更是持續性的公開表態機制，將整個社會置於持續的忠誠監控之下。透過這種日常化的荒謬要求，政權成功將「順從」內化為生存必要條件。[4]
結論：權力的普遍模式
無論古今中外，當體制需要統一意志、排除異己時，常常會訴諸「象徵大於實質」的儀式性要求，來測試並強化順從。這種透過強迫公開表態來劃分圈內與圈外的機制，本質上是權力運作的常見手段。它關乎的從來不只是單一政策的對錯，更是忠誠、身份認同、恐懼與歸屬感的深刻博弈。只要權力結構依然存在，這種模式便會在不同時代以不同形式反覆出現。
參考資料
[1] 趙高「指鹿為馬」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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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馬遷，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，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(ctext.org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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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ikipedia: Zhao Gao
[2] 管弦樂團口罩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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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. “Aerosol research instrumental in getting musicians back to playing safely.” October 14, 2020.
[3] 卡利古拉與 Incitatu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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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etonius, The Lives of the Twelve Caesars；Cassius Dio, Roman Histor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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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ikipedia: Incitatus
[4] 納粹希特勒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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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ikipedia: Nazi salute